【特刊】與其父母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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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訊》2022年10月特刊 | 中國千禧一代

文:João Paulo Meneses


中國的未來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毛澤東)

千禧一代泛指為於1980年至1999年之間出生的人口群體(也有人定義為1981年至 1996年之間出生的一代)。在許多方面,千禧一代有別於其他世代。

根據中國將每十年劃分一個世代的習慣,本期專題報道將聚焦“八零後”(即在鄧小平領導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成長起來的80後)和“九零後”(即“90後”)。

這一群體的人口數量接近4億。僅就此而言,千禧一代就已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中國最大的新興消費群體之一!

對一個計劃繼續打造“旅遊城市”的地方來説,這一群體至關重要——我們的旅遊局深知這一點。

因此,我們將透過本期專題報道,嘗試進一步瞭解這一世代:他們的品味和選擇、學習和工作、困擾和焦慮。

我們拒絕根據陳規濫調去刻畫,堅持以科學為依據。然而,無論採用何種方法,對4 億人口作出定義實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當這個群體自身亦存在諸多矛盾(他們是自私的一群?還是利他的一群?是消費主義者?還是生態意識者?)

正如數位專家提出的警示,這個群體擁有獨特且鮮明的身份,明顯有別於其西方同輩。

撰文:João Paulo Meneses [email protected]


這一年齡為40歲以下的世代與其父輩幾乎完全不一樣。

與其父輩和祖輩相比,這群人的本質、期望、及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經歷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20年出版的《Modernization as Lived Experiences: Three Generations of Young Men and Women in China(在生活中體驗現代化:中國三代青年男女)》解釋,這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型、政府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加上現代育兒和實踐帶來的廣泛影響。

“基於2011年至2012年間,先後在北京對多位男性和女性高中生、其父母及祖父母進行的98次生活史訪談,並結合研究團隊從受訪者所述的生活故事和評論中的發現”, 書本進行了批判性分析。鮑婉寧教授解釋,作者劉鳳書探討了“三代人童年和青年時代的部分深刻經歷,主題涉及育兒、代際關係、學校教育、性別和性行為。”這位評論員認爲,“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本書是一部社會學研究的傑作。”

“其中一項主要變化是孩子在家庭中擔當情感性角色,而非工具性角色。當代兒童不再如其父輩和祖輩一樣在經濟上幫助和支持父母。相反,他們的學業成就往往給父母帶來心理上的安慰、安全感和成就感,給整個家庭生活帶來幸福感。從情感上而言,他們變得珍貴且有價值”,鮑教授解釋。

透過與挪威University of Oslo教育系的劉鳳書進行訪談,我們看到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使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亦然。

舉個例子,借用評論員鮑婉寧的話,“有別於其父母和祖父母在求愛時對性的封閉態度,甚至將性視作禁忌話題,年輕人對與浪漫伴侶的性關係持開放態度,對性和生殖感到坦然且知之甚詳。”

因此,“對於老一輩來說,婚姻是求愛和愛情的自然和最終結果,性只能透過婚姻獲得。然而,在年輕一代看來,戀愛關係和婚前性行為充其量只是性吸引力或情感依戀的表達,並不一定走向婚姻。”


“中國的年輕人承受著不同尋常的壓力。他們是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這項制度於1980年到2016年間被嚴格執行,大多數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沒有兄弟姐妹,他們獨自承擔父輩和祖輩的全部期望:在學校須表現出色,找到穩定的工作,結婚生子,所有這些都需在30歲前完成。” – 經濟學家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對學術成就的熱切期盼不僅源於市場經濟,對受過良好教育且熟練勞動力的高需求,以及對理想和穩定工作的激烈競爭,中國長期以來崇尚教育為楷模的傳統亦得到了加強。

“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歷了快速且劇烈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轉型時期,中國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切身體驗了社會變革帶來的巨大影響。這些變化幾乎滲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家庭生活到學校經歷和人際關係。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城市青年——也被稱為獨生子女的一代——出現了一種以徹底的方式脫離悠久傳統的青年文化,”美國Indiana University社會學名譽教授鮑婉寧在閱讀《Modernization as Lived Experiences: Three Generations of Young Men and women in China》一書後總結道。


 “他們更看重安定的生活”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傳播系助理教授李展鵬專注於流行文化、性別研究、城市研究等領域。他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四個問題:

您自己的20/30歲與今天20/30歲的學生,如何進行比較?

李展鵬 –哇,好難的問題。二十、三十歲的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想象;我有很多計劃,渴望探索這個世界。28歲的時候,我決定去英國攻讀博士學位;到了29歲,我在紐約花了一個月時間完成了一個短期課程。在30歲來臨之前,我已經去過將近 20 個國家,我不曾想過購置物業(儘管當時的房價相當實惠)。然而,我在澳門遇到的大多數年輕人對澳門以外的世界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當中的大多數人渴望穩定的生活、高薪的工作,而且許多人早就已結婚生子。換而言之,他們都還很年輕,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像年輕人。

就您遇到過的東、西方年輕人而言,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李展鵬 – 這些地方的年輕人之間存在諸多差異,實在難以用寥寥數句進行概括。在内地,年輕人都很努力,但有時也不是很開放;反觀台灣,得益於當地多元化的文化和自由環境,年輕人對不同的社會問題都有反應;英國的年輕人大多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澳門的年輕人則更看重安定的生活。

在擔任大學教授期間,您是否注意到年輕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或者這些可能的變化發展緩慢且難以察覺)?

李展鵬 – 這一問題與澳門的情況有關。過去十年到十五年澳門經濟飛速發展,年輕人輕易就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因此,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學習更多或發展專業知識。時至今天,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需要自我調整。生活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輕鬆了。

去年,《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一篇以中國年輕人為主題的專題報導,將中國年輕人描述爲“唯物主義、備受父母寵愛的‘小皇帝’”。你如何評論這句話?

李展鵬 –這一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接受。然而,由於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年輕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物質主義!誰不渴望漂亮的衣服、新的智能手機或到海外的國度渡過一個美好的假期?關鍵是,他們還想要什麼?他們還擁有何種價值?在其他發達地區,我們看到年輕人擁有截然不同的社會意識,他們追求社會正義,甚至積極奉獻,致力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在澳門,我甚少從年輕人身上看到類似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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