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酗酒，青少年抑鬱症和自殺問題同樣值得當局關注。
《商訊》2022年10月特刊 | 中國千禧一代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數月前完成的一項研究顯示，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的“模式和相關性正發生變化”。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教授李德帶領團隊以若干尚未得到充分證實的假設出發（“澳門以其博彩業聞名，毗鄰金三角，禁毒法相對寬鬆，所有這些要素都可能引致城市居民（包括青少年）毒品使用程度高 ”）展開探究。
該項研究的主要結果包括，吸煙和非法藥物濫用屬低至中等水平，酗酒的情況則相對較嚴重；在此期間（2014年至2018年）吸煙率有所下降，但酗酒和非法藥物濫用則保持平穩。
這支本地社會學家團隊總結道：“澳門青少年與其他地方的青少年同樣面對相似的吸毒風險因素，但同時可能處於引發酗酒問題的獨特環境。”
“我們的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生，尤其是高三學生為吸毒風險最高的青少年群體。此外，研究結果還顯示，沒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失業、零用錢增加、對藥物使用的批准、對藥物使用風險的認知較低、同伴的藥物使用習慣、學校問題或藥物的可接觸性都可以預測澳門青少年中的一種或多種藥物的使用形式。”研究總結。
“青少年酗酒是特區政府的關注重點，當局自2003年開始持續進行監測，包括每五年對高中生的健康行為進行一次調查。迄今為止取得的結果顯示，澳門青少年的酗酒情況呈上升趨勢。”衛生局副局長鄭成業介紹。
政府擔心澳門中學生酗酒程度加劇，社會亦意識到了此問題帶來的後果：當公眾就禁止向18歲以下的人提供酒精飲料的提案進行公眾諮詢時，絕大多數人（92.9%）同意了這一規定。
“較高年級學生，尤其是高三學生為吸毒風險最高的青少年群體” – 研究
另一個與酗酒問題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是大學生抑鬱症的增加。首項比較澳門、香港和內地大學生抑鬱症患病率的研究顯示，三地抑鬱症的總體患病率為28.9%：澳門為35.2%，香港為41.0%，中國內地為16.8%。
“患有抑鬱症的學生在生理、心理、社會和環境領域的生活質量得分明顯較低，”該文件寫道。
三地青少年患上抑鬱症的誘因“存在差異”，但“在三地收集所得的所有樣本中，睡眠障礙和高學業壓力與抑鬱症呈正相關。”
最近，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就本地青少年韌性進行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青少年（中學生和高中學生共630名）受到抑鬱、焦慮或壓力問題困擾。
今年完成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在所有家庭因素中，低收入家庭財務狀況（月收入少於澳門幣10,000）、父母不關心、與父母關係不佳或經常與父母吵架等因素與青少年重度抑鬱症有顯著相關性。該研究還指出，患有重度抑鬱症的女性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困擾（詳看本期關於家庭因素的報道）。”
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要求澳門政府就應對抑鬱症和學生自殺問題的措施作出解釋。
該文件指出：“這表明當局為應對所謂的高水平抑鬱和精神壓力做出反應，特別是在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致力遏制學生群體中自殺發生率增加的問題。”
繼社會上出現數起自殺案件後，政府於2021年成立了一個工作組，致力檢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多位議員對案件表示關注，呼籲政府調查原因。
與此相關的是網絡欺凌，“這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過程，涉及個人及其家庭，教育界、機構代理人和技術部門亦不能置身事外，”聖若瑟大學社會工作系劉舒文教授認為。
“與傳統欺凌一樣，無論是欺凌者，還是受害者，均無法擺脫網絡欺凌帶來的後果，常見的症狀包括抑鬱、焦慮、藥物濫用、失眠、學習成績下降和自殺率增加等，”這位社會科學與教育學院的研究人員告訴記者。
2018年，研究團隊在香港、澳門和廣州三地開展調查，共有2,185名青少年參與。研究發現71%受訪者是受害者，63.7%為欺凌者。“這表明網絡欺凌對大灣區青少年的影響嚴重，”劉舒文總結道。
為父母提供支持
2020年，澳門婦女聯合總會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約53%的年輕父母（年齡介於 31 歲至 37 歲之間）承認“漠視”或“不關心”子女的教育。
這項研究指出，將孩子的教育責任轉移到補習中心、女傭甚至智能手機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
這些發現促使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人員對澳門家庭動力和反社會青少年進行評估並發表了同主題論文（2020）。
結果顯示，“家庭暴力、親子衝突都與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相關。此外，來自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和情緒性支持都可以緩和家庭衝突對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影響。”
羅耀增領導的團隊總結：“為了在博彩之都謀生，大多數的父母工作時間長且不穩定，澳門的社會工作者可以開發更多創新計劃，為當地的父母提供支持。”
2020年至2021間年，聖若瑟大學社會工作系劉舒文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開展了題為“澳門不同階段婚姻家庭生活課程的需求和澳門家庭動力”的家庭研究項目。該綜合性家庭研究的目的是為了了解澳門家庭生命週期各個階段的發展和家庭動力。
這位助理教授和她的研究團隊還發現，“父母承受的壓力是影響家庭衝突、家庭親密度和溫暖的重要因素。他們還揭示了放縱、權威和忽視的養育方式是連繫父母壓力與家庭關係之間的紐帶。”
他們總結：“澳門父母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壓力越大，與孩子一起參與親社會和/或娛樂活動的次數就越少，加入孩子學校生活的頻率亦隨之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