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仍未達成共識。在澳門進行的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的結果。
《商訊》2023年4月特刊 | 聚焦ESG/CSR
相信每個人都會認同，在娛樂場工作的員工可能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容易受到博彩活動的刺激。分別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進行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
當談論娛樂場工作人員的賭博失調時，一項被廣泛引用的調查顯示，安大略省五家娛樂場超過900名員工中，有72%同意或強烈同意“隨著我對遊戲的了解越來越深入，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克服大多數遊戲中的莊家賠率。”
在加拿大進行的另一項同類研究，研究對像是來自艾伯塔省兩家娛樂場的員工，結論亦大致相同。
然而，澳門理工大學曾忠祿教授帶領團隊在澳門進行了同樣主題的研究，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我們發現，娛樂場員工過度參與娛樂場博彩的程度與其他本地居民群組相仿（實際上更低），至少與那些曾到娛樂場賭博的群組相比而言。”
曾忠祿、David Forrest和Sudhir H. Kale還得出結論：“經常接觸賭博文化並不意味著會導致更多博彩服務消費，以及隨之而來的傷害風險。”
然而，正如撰寫《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recognize（澳門娛樂場員工適應性賭博行為）》的三位研究人員所承認，“這一結論與澳大利亞、加拿大針對娛樂場員工的研究結論形成鮮明對比，但與韓國的發現有些相似。”
這一結論亦與另一項本地研究形成對比。該項較後發表的研究《Factors Influencing Gambling Behavior Among Employees in Macau Gambling Industry（影響澳門博彩業員工賭博行為的因素）》顯示：“大部分員工都面對相同的風險因素，只有不到三成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曾參與賭博。提議娛樂場禁止員工賭博，並提供令人滿意的薪酬、組織設施，分享輸家的親身經歷及輸贏比率，這些都是保護員工的要素。”此外，大約兩成受訪者被發現面對心理困擾的風險。
“該研究顯示，陷入經濟困難的娛樂場員工參與賭博的原因是希望獲得快速的經濟回報，那些沒有明顯經濟困難的員工則為了獲得賭博體驗，”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蘇文欣有份參與的研究團隊總結道。
“ 就參與博彩活動的頻率而言，娛樂場員工的頻率實際上低於澳門一般成年人口。” – 研究顯示
鑑於研究者之間缺乏共識，我們可以參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委託澳門大學進行的調查。
2003年至2019年期間進行了六次同類調查：首兩次《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2003年和2007 年）顯示“‘可能已成為問題賭徒’和‘可能已成為病態賭徒’的綜合流行率預計急劇飆升，自4.3%增加到6.4%，這些變化與長期暴露在博彩風險下的結果一致。”
然而，“參與率和流行率估值在隨後的調查中或多或少地穩步下降，甚至比 2003年（即擴展前）的水平還要低得多。在2019年的調查中，居民參與娛樂場博彩的比率下降至9.4%，整體博彩參與（彩票和社交賭博是主要活動）同樣大幅下降。現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定義，“中度”或“重度”博彩障礙的患病率估計已跌至1.3%，按照國際標準來說，這屬於低水平，”《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澳門娛樂場員工適應性賭博行為）》寫道。
負責任博彩有利於娛樂場形象
三名澳門研究人員試圖在澳門娛樂場的背景下測試負責任博彩對感知服務質量的影響，“以增加經濟收入並維護社會穩定”。他們從這個假設開始：“雖然服務質量主要衡量場館提供的服務與客戶期望之間的匹配程度，但負責任博彩透過最少化娛樂場造成的危害並推行消費者保護策略，實現促進社會穩定的目的。”
基於266份來自活躍於澳門娛樂場的玩家的有效問卷，“該研究確定並驗證了服務質量模型”，構建了“澳門娛樂場的因果服務質量模型”。通過對這些問卷的分析，“感知服務質量與負責任博彩呈正相關關係，證實了負責任博彩對感知服務質量有直接正向影響的假設。”
由澳門城市大學王心及劉心語，與澳門科技大學Baoyi Song組成的研究團隊也探討了《The Effect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on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in Macau Casinos（負責任博彩對澳門娛樂場服務質量的影響）》，並認同這項研究的結果，“對澳門娛樂場的組織者或管理者頗有益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