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企業成長有賴不同的研究。研究對澳門及城市方方面面的發展同樣扮演關鍵角色。新任行政長官會否繼續為澳門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提供資助？當中的故事或會引發兩極觀點。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試想像一下：一個慷慨且有遠見的政府認識到社會、經濟、人類和服務相關研究對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性，為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形式科學、應用科學等領域的研究項目提供財政支持。完美！
大學研究人員意識到了這一點。為獲得研究資助，他們往往花費數周甚至數月時間仔細準備提案，確保方案除有利於目標社群，還能為學術、科學、藝術和人文學科等領域，以及全人發展和進步注入助力。他們確信方案對當地城市、區域、國家和國際具重要意義並具原創性，其價值、優點、效益以及對經濟、科學、人類、環境和社會狀況將帶來深遠影響。
對於每個研究方案，專家研究人員都一絲不苟地準備預算。他們與國家和國際機構、研究中心、社團、工商業界、社區等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其研究的高質量、重要性、嚴謹性、可持續性、相關性，確保項目具價值且可行有效。留意到資助標準或存在多種不同解釋，研究人員在遞交申請前往往尋求國際專家的建議和意見，進一步確保研究方案符合國際最高標準且滿足申請資助所需的規定。
這些充滿熱忱的專業人士們全情投入，填寫了一頁又一頁申請表格、遞交了一份又一份支持文件。當資助者宣佈徵集研究項目提案時，他們已做好十足準備，全心全意且滿心歡喜。他們甚至滿足了資助者提出的特殊要求，表明將發表研究結果的學術和/或專業期刊，但顯然沒有意識到是期刊編輯而不是作者決定發表的內容。他們懷著無限樂觀的心情呈上了自己的研究計劃。
提案被拒了！長達數月的精心準備、曾以為無堅不摧、可靠並得到了國際支持的一流提案，僅得到了資助者寥寥數句評語，有的甚至沒有給出任何理由就遭到了拒絕。沒有其他意見！那些被研究人員用心證明是重要、合理、可靠、有益的項目，在資助者眼中，卻不過是一件毫無用處的裝飾品，脆弱、易碎且無關緊要。
研究人員垂頭喪氣，自認遭到侮辱並因此感到痛苦、低沉和沮喪。他們向國際同行發出疑問：這種簡單的拒絕是否是當地政府資助機構的一貫做法？國際同行對他們的遭遇感到震驚並回答：“當然不是！我們收到完整的報告和意見。這是要求之一。為什麼不上訴？為什麼不修改方案後重新遞交？我們可以，而且確實有效。” 研究人員回答說，在他們居住的地方，上訴意味著永遠被貼上麻煩製造者標籤，甚至被列入黑名單，他們只能默默地承受痛苦。
新任行政長官會否繼續為澳門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提供資助？當中的故事或會引發兩極觀點。
然而，卻有研究人員從其他機構的同行處發現，某些項目從政府處得到了部分經費。 “這有什麼用？”研究人員們自問，“我們需要的是完成研究所需全部款項，不是一半。杯水車薪，完全解不了渴。”獲得資助的研究人員被迫告訴政府無法推行該項目。批覆實際上不用支付的資助，這不過是為政府披上了一層體面的外衣。
研究人員對此感到困惑。“他們希望知道資助者的決策方式，體制是否透明？問責制？他們希望資助者提供影響其決定的學術和專業行為等證據，以證明決定是公正公平、符合道德和義務。他們希望了解自己可如何行使回應權、上訴權和修改權。”他們期待得到資助者的回應。但實際上，除了用沉默武裝的保護罩外，資助者拒絕提供任何解答。
2019 年，知名期刊《PLOS Biology》刊登了一篇文章《Contest Models Highlight Inherent Inefficiencies of Scientific Funding Competitions（競賽模型凸顯科研資助競技固有的低效率）》。作者Gross和Bergstrom評論道，“資助申請制度迫使研究人員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撰寫申請計劃書，但這些心血本應用於科學研究。”他們指出：“當資助項目數量少於優秀提案時，不可避免地造成科研項目資助的低效機制。”2024 年初，Gigerenzer 及其團隊發表了科學領域的“研究資助的替代模型”，提出了有用的建議；值得一讀。
我不禁自問，澳門秉承高尚的目標，進一步推動支持科研的舉措，是否亦遭遇了上述問題？是否發現當中的可笑之處？這只是一個想法。
